淮河第一峡治水史考
淮河是“四渎”之一,淮河的灾情曾为历代王朝所关注。作为淮河第一峡的峡山口,亦名“硖石”,有东、西两硖石组成,因地势险要、激流落差大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,也成了反映淮河水情或灾情的“指示灯”。据嘉庆《凤台县志·舆地志》载,淮水“至凤台又挟两肥而浩瀚矣。数百里之来源,挟南北翼注之,众水而泄之,以八十丈之硖石口,其势不畅,故每遇夏秋霖潦,万水俱汇,则泛滥为害。”明朝正统二年五月阴雨连绵,“硖石之口迫窄,奔流不彻,遂将(寿州)四门闭塞,设运土木以遏水患,雉堞不没者仅三尺许”(嘉庆《凤台县志·营建志》之罗纲《寿州卫重修城橹记略》)。从这一点上看,探讨峡山口的治水轨迹对研究淮河水文化大有裨益。
一、峡山口的治水路径
峡山口位于安徽省凤台县城西南约5公里处,有大禹“斧劈说”、“鞭打说”等生成说法,其治水路径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:
1、“剔河”期。大禹“斧劈说”、“鞭打说”,是神话传说中大禹治理峡山口的说法。大禹治水的主要手段是“剔”,据《淮南子·要略》介绍,“禹之时,天下大水”,禹“以为民先,剔河而道九岐,凿江而通九路,辟五湖而定东海。”《辞海》上对“剔”的解释是:“从孔隙中往外挑出东西。”这说明大禹治水疏通河道只是简单的把河道整理一下。
(1)疏导峡山口。远古时期对峡山口的治理,主要采取的是疏导的方式。
(2)疏导孤山洼。鲍世行在《寿州城墙与芍陂》一文中指出:“古人筑城充分研究了当地的地理水文特征。寿州城墙高度与淮河干流上的‘咽喉’——‘淮河第一峡’凤台县硖山口孤山洼的最高水位相应。古城的城址虽低,但硖山口孤山洼比城墙更低,当淮水涨至城头时,洪水会从孤山洼一泻而去。北门大桥上比城墙低的两个石狮子是水文标志,故有‘水漫狮子头,水从孤山流’之说。”(见于《寿县明清城墙暨安丰唐遗产保护研讨会文集》,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年8月版)当下的寿州城始建于宋代,说明在宋代、明代对峡山口的治水仍基本停留在“疏”字上。
2、开河期。河流以自然形成为主,“开河”见诸史册始自春秋,邗沟、京杭大运河等可谓开河时代的杰作。就峡山口而言,“开河”的时间相对较晚,硖石新河分洪道、套子河分洪道等就是开河时代峡山口治理的见证。
(1)硖石新河分洪道。据嘉庆《凤台县志·舆地志》记载,“过硖石一里曰新河口,左合夏肥水枝津杀硖石之湍流也”。新河“在硖石由西麓,西肥河委北,绕筱山、长山、禹王山东北入淮,长二里余。明万历间知州郑珫以淮肥并出,势积难泄,州城常被水患,督吏目彭希寿凿引此河,分肥水由硖石外入淮以散其势,后遇大水不至甚患。硖间湍急,不利行舟,则由新河以达河,避中流之险。万历间,知州庄桐加浚,具旧志。”据1998年黄山书社版《凤台县志·大事记》记载,这条“开挖西淝河入淮的引河道,将原经禹王山前董峰湖至石湾村前入淮的河道移于峡山口下入淮(现西淝闸南),以分水势,缓解汛期峡山口束水并缩短航程2公里。”这条分洪道在兴筑淮北大堤时被堵闭。
(2)套子河分洪道。据嘉庆《凤台县志》记载,套子河“在硖石北二里,由淮河东分支四里至下蔡城南新桥东仍入淮。东硖之阴五里至丘沟为沙地,即依之凿引此河分泄淮水涨势。旧志不见,未详凿自何时。”套子河在硖石之阴,由淮河向东分支至下蔡(今县城)城南新桥东仍入淮,河长四里。东硖之阴五里至邱家沟为沙地,即依之凿引此河,分泄淮水之涨势。这条分洪水道的凿成,对减轻洪水对县城南关城巷的冲刷起到了良好的作用。上个世纪二十年代,河槽尚存,大汛时,洪水东流直下,往来舟船扬帆航行。后来,黄泛为害,套子河淤成平地。套子河淤平后,凤台县城南关河岸屡遭洪流顶冲,如今被“向北吞去约40米”(1998年版《凤台县志》)。
(3)挑浚淝河工程。清乾隆《颍州府志》之《淝河考》记载,西淝河“而后至凤台县峡石口西入淮”。道光十三年,“拨挑浚淝河工程银二万五千五百三十八两。淝河由亳州入皖,境历太和、阜阳、涡阳等县,至凤台之硖石入淮。硖石关锁水口,流行不畅,自黄流倒灌,水退沙留,益形淤塞。巡抚陈彝咨请提督宋朝儒,招募被灾壮丁作为河夫,计四百五十名,月给工食银一两八钱,另设管领官一员,百长五名,棚长五十名,月给薪工有差。嗣又添募河夫一千名,并招附近灾民,照所挑土方发给工食。自十四年二月开工,至十五年四月工竣,共挑浅处计长九千三百五十丈五尺一寸八分,挑宽四丈至五丈、五丈五尺,挑深二三尺不等。”(《皖政辑要》卷二十一)
3、综治期。大规模对河道的综合治理,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。1996年对峡山口进行拓宽,并适当保护重点文物,反映出综合治水的新要求。2004年启动黑龙潭段疏浚工程,对凤台县城东的淮河滩地进行“切滩”,以增加峡山口“下泄”流量。
二、峡山口的治水蓝本
峡山口因“水”而变,“法”于自然,留下“治水蓝本”。据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配合凤台县峡山口工程文物考古挖掘工作汇报》载,“从峡山口新石器时代遗址看,其临水一面、文物丰富,但遭洪水侵蚀严重,现存部分已接近遗址的边缘。据分析,原遗址南缘应在距今北岸数10米的河道中。此外观星台的汉墓分布密集,现距淮河也仅数10米,并有汉井分布,估计这里原是高岗,先有人居住‘地势高敞、通视千里’的风水丧葬思想影响下的墓地,应距河甚远,由于长年水流冲刷,水道逐渐北移而形成今天的水道格局。”(转见于1996年凤台县政协《州来古今》第五集)。为解决硖石“束水”难题,大体走过“三个历程”:
一是由“剔河”向“疏浚”的转变。大禹治水会诸侯于涂山(今安徽省怀远县境内),离“淮河第一峡”硖石仅百里,治理硖石当在情理之中。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,大禹汲取其父“堵”之法的惨败教训为“疏浚”之法,最简易的方式就是“剔河”。遵循“水势”的自然规律,从“剔河”转向“疏浚”,呈现的是“量”的积累,并非治水理念的变化。
二是由“分流”向“直流”的转变。硖石治水的“分流”之法见诸记载最早的是南北朝时期,梁武帝下令筑浮山堰以灌寿州,北魏则派兵在硖石之西开挖河道予以“分流”。拓宽峡山口使其“直流”成为可能。“直流”始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实施的峡山口的拓宽工程,将西硖石劈开,拓宽峡山口水道。
三是由“筑堤”向“综治”的转变。“综治”,主要体现在堵、疏结合。疏浚河道使泛滥之水汇归淮河的方法,在淮河中游地势尤其低洼的地带需要慎重考虑,以防淮河干流的涨水内灌。抬高的淮河水位不仅影响到沿淮一线的城镇,而且干流洪水还会倒灌淮河支流,进而将洪涝灾害延伸到淮河支流沿线的城镇。嘉庆《怀远县志·水利志》说:“贡氏书(指贡震著《灵璧县志》)成于乾隆二十三年而其言如此,况阅今又六十年□,是以县之患水者且不第北肥而已,凡天河、洛河、欠河当淮水长时,无一不弥漫四溢也,即怀远以上寿州、凤台,凡滨淮之地,其弥漫无不相似也”。对峡山口的上游紧连的东风湖,实行限制堤防高程。一旦达到一定水位,则需强制破堤行洪,以减少淮干堤的压力和峡山口的泄洪压力。对峡山口下方的黑龙潭对岸进行“切滩”,也是“疏”之关节点。(孙友虎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