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淮河博物馆遇到潘季驯

 今日淮滨  袁正建

    戊戌盛夏，随“河南省杂文名家走读淮滨”采风团来到中国淮河博物馆，遇到“熟人”潘季驯，感到十分亲切。因为此前已经通过多种版本的史书，知道他为治理黄河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，此次不期而遇，又增加了对他老人家的进一步了解，知道他为治理淮河也付出过艰辛的劳动。
    中国淮河博物馆位于淮滨县城东湖风景区内的东山岛上，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，设计美观大方，典雅庄重。整个博物馆由主体楼、碑林、三贤阁、过岛路桥和具有春秋战国时期风格的图腾柱等附属建筑组成。在16个专题展厅里，用丰富翔实的文物资料全面展示了淮河流域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，再现了淮河流域的历史发展进程，记录了淮河两岸人民千百年来战天斗水、不屈不挠的英勇壮举，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治淮成果。在一楼大厅里，有毛泽东主席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题词手迹，旁边的“治淮人物”栏里，赫然挂着头戴乌纱帽、身穿大红官袍的潘季驯画像，还有他的生平事迹介绍。
    潘季驯 （1521年5月-1595年5月），字时良，号印川。湖州府乌程县（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）人。明朝治理黄河的水利专家。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年）进士。从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年）开始，到万历年间止，他奉三朝简命，先后四次出任总理河道都御史。曾四次主持治理黄河、淮河和运河，前后持续27年。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，他吸取前人成果，全面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河实践中的丰富经验，发明了“束水冲沙法”，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“治黄、治淮”实践，为中国古代的治河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
    淮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“四渎”之一（“四渎”者，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济水之合称也。），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，流经河南、湖北、安徽、江苏4省入海。历史上，淮河曾经有独立的入海系统，但由于黄河曾多次夺淮入海，尤其是南宋时期金人“决黄河以利南行”，不仅严重破坏了淮河水系，而且也使淮河失去了独立入海河道，变成一条灾难之河。
    据史料记载，明万历四年(公元1576年)夏，黄河在崔镇(今江苏省泗阳县西北)决口，清口被淤，高堰被冲，淮水南徙。明代黄、淮、运三河通过洪泽湖交织在一起，黄河决口事关漕运线的安危，因此决口引起朝臣的纷纷议论。当时独揽朝权的张居正主持召开了一次讨论治河策略的会议，河漕尚书吴桂芳和河都御史傅希挚二人各持己见，争辩不休。万历六年（公元1578年），潘季驯取代吴桂芳为河漕尚书，开始统筹治理淮河与黄河，疏浚运河航运。 在当时的治水理念中，“分流派”一直占据主流。他们认为 “河分则势弱”，可以避免水灾。但是潘季驯却不随波逐流，他的治水理念为“束水攻沙”。这种理念是他从治理黄河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。潘季驯认为，河沙主要来自上游，总靠人力疏浚明显不切实际，只有利用水力才能解决。为了达到“束水攻沙”的效果与防洪的目的，他非常强调堤防的修建，在黄河下游的许多河段都修筑了双重河堤。在治理淮河的过程中，他也贯彻了这种思想，以修筑堤防为主。潘季驯认为：“是淮病而黄病，黄病而漕亦病，相因之势也。”想把泛滥的黄河水顺利地导入大海，需要借助淮河的清水之力来冲沙。在他的主持下，万历六年，筑高堰堤，起武家墩，经大小涧、阜陵湖、周桥、翟坝，长80里，积蓄淮河水之力。又堵塞了淮水北岸的王简、张福两个汇入黄河的水口，以防止黄河水倒灌入淮。这样，淮河水蓄势之下，流向清口，并黄河入海。潘季驯曾言：“黄、淮合流东注，甚迅驰。”可见这种方法取得了成效。
    从黄河故道，到淮河之滨，虽不足300公里，但是，我对于淮河文化却知之甚少。此次来到滨淮福地，来到中国淮河博物馆，才知道淮河文化的博大精深，才知道淮河文化与中原文化、齐鲁文化、吴越文化、荆楚文化等地域文化的水乳交融之关系。走马淮滨大地，来到镇淮塔下、淮河文化园里，我深深地为淮滨县弘扬淮河文化的宏伟蓝图而震撼；伫立在饮马港港口，目睹滚滚东流的淮河之水，看到两岸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成就，我为这座“淮上江南、梦里水乡”的宜居宜游而欣喜；漫步淮滨县产业集聚区，面对应接不暇、充满活力的企业，我又为淮滨蓬勃发展的实体经济和脱贫攻坚步伐而鼓舞。
    淮滨是紧紧系在淮河上的一枚纽扣，更是淮河文化长廊里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！